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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融与宝马“身份” |
6款宝马入围2009-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名单，部分人民公仆的新座驾将是宝马品牌的系列车型。虽然同期入围的还有奔驰，但是公众对宝马符号的“奢侈”印象还是立刻引来舆情汹汹。
根据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公布的《2009-2010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与《协议供货汽车厂商》名单，宝马品牌系列车型纳入采购名单。虽然公车“宝马”化遭遇质疑，但此事已是既定事实。
于宝马汽车而言，这是利好消息。在中国进行了6年本土在华生产后，它终于登政府之堂入官员之室。
实际上，能被纳入政府采购名单的政经意义要远大于实际的销售量。或者说，宝马与其在中国的生产工厂华晨宝马并不在乎能获得多大的政府订单，它更看重的是官方赋予其的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宝马与华晨宝马获得了一件华美的外衣，这是中国特色的标志。
而就在此事发生之后数天——即6月30日，美国人仰融再次开启其汽车之梦。他计划采用集资的方式撬动汽车，整合世界范围内的新能源技术，着力新能源汽车，公司取名正道汽车。在仰融制造600万辆汽车的宏大计划中，美国和中国有300万辆的规划。在美国进行投资生产或会容易，而要在中国将300万辆的生产计划付诸实施，需要首先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许可。
亦即，仰融与正道汽车必须有合法外衣，这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所以，当宝马与华晨宝马获得标志性外衣的时候，不知道仰融作何感想。
曾经，宝马与仰融颇有缘分。1990年，当仰融与其华晨帝国开始汽车之旅时，华晨汽车成为其中最主要的棋子。为能扩大在汽车世界的领地，仰融选择了宝马汽车作为合资伙伴，这便有了如今的华晨宝马。
只是，在华晨宝马正式投产时，仰融与华晨帝国失去了合理的身份。之后，仰融败走美国。华晨宝马与仰融各为其主。
作为高档汽车市场最重要的品牌之一，宝马汽车在进入中国之初并未表现出如其国际市场一样的竞争力。在中国政府的公务车采购范围内，也一直鲜有宝马名字出现。以汽车市场的标准衡量，在公车这个特殊的细分市场，奥迪汽车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情势一直延续至今。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颇为复杂，相较于其他品牌，奥迪是最早在中国推进本土化生产的高档品牌，市场机会优先原则决定其最终抢跑出线。与此同时，奥迪品牌亦将其技术提供给合作伙伴一汽集团用以发展红旗品牌，暂时解决了红旗品牌的技术压力，两者合作渐入佳境。
一汽集团与中国汽车对奥迪的这种好感——某种程度上，正是一汽集团的地位帮助奥迪品牌确立了中国市场的位置，这为奥迪系列车型进入政府采购名单铺平了道路。
这些难以名状的积极因素却是宝马汽车所缺失的。当政府公车采购逐步市场化的时候，仰融案爆发。仰氏在美国起诉辽宁省省政府一事，最终演变成国际事件。这对于宝马和华晨宝马都不是什么能上台面的好事情。
按照市场的潜规则，这时的宝马系车型断不可能出现在政府的采购名单中。
与之相应的是，根正苗红的奔驰汽车虽然在国产化时间上要远落后于宝马，却先于宝马跻身政府采购的名单。此中真意，估计只有这些品牌厂家们冷暖自知了。
任何一个品牌的汽车要进入政府采购名单，都需要企业长期“自我推荐”。这种“公关”的结果最终靠能否进入采购名录来体现。
宝马能在本轮被列入政府采购名单，这预示着它在这一方面的“自我推荐”投入初见成效，政府是否有切实的采购计划对其已不重要。宝马与华晨宝马已经获得了它渴望已久的护身符。
但在现实语境中，宝马与华晨宝马的身份却与中国的社会现状发生了碰撞：作为高档品牌，宝马的消费群体具有极强的经济优势，这是普通大众所难以企及的。而这个消费群体在使用宝马汽车的过程中，酿成了诸多的社会事件。例如，近年来在上海、浙江、重庆、东北等地与宝马汽车有关的交通事故中，宝马的车主在事发后大多选择肇事逃逸。
中国社会内部积蓄已久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借助此类交通事故得以发泄，当宝马品牌车型被纳入政府采购名单时，这种社会情绪被推向了另一种高潮。这当然不会为宝马品牌加分，反而使得它更渴求权威的庇护。
成为政府官员的座驾，也许真能缓解宝马与华晨宝马在中国可持续运营的压力。
仰融不会不知道在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在大洋彼岸通过媒体喊话：“我想回来。”其实，他想要的是回来的“身份”。
宝马与华晨宝马已经获得，仰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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